丽江城镇发展历史变迁与启示
  发布时间:2017-08-30 来源: 中共丽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李群育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丽江市委书记罗杰在市委三届三次全会报告中提出,要走出一条具有丽江特色的城镇化新路子。认识丽江城镇发展的历史变迁及其特点,对于创新发展具有丽江特色的城镇化之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纵观丽江历史,丽江城镇发展大体经历了六个历史阶段:

一是隋唐时期丽江城镇初露头角阶段。丽江境内最早的“城”见于唐代樊绰《蛮书》,据该书记载,隋唐时期丽江境内已有“三探览城”(在今丽江坝一带)、“铁桥城”(在今玉龙县塔城乡境),以及“大婆城”和“小婆城”(在今永胜)。又据《旧唐书》记载,南诏在永胜设有“崀峨城”(位于程海东南岸)。在这些“城”之中,铁桥城的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要。据史料记载,隋唐时期的铁桥城,以跨金沙江铁桥为纽带分为东西两城,是滇藏之间军事重镇与商贸重镇,为当时云南六大贸易城市之一。铁桥城的人口规模,根据南诏断铁桥时,铁桥城内投江而亡者就达“以万计”,以及获铁桥诸城“降众十余万”、并将其中“数万户”的麽些、施顺、汉裳蛮等俘虏迁往滇中地区的史料分析,估计当时铁桥城已有少于3万人口规模,堪称是丽江历史第一城。据有关史料,铁桥城之铁桥则堪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也是全世界在大江大河上建造历史最早的铁桥。

隋唐时期丽江境内开始出现城镇,表明丽江境内居民已基本结束“居无定所,随畜迁徙”的游牧历史,逐渐实现了由“游动”到“定居”的历史性转折,进入了畜牧与农耕相结合的发展时期。这一生产生活方式及人口结构的重大变革,构成了丽江境内开始出现城镇的重要历史条件。

二是两宋时期丽江城镇蓄势发展阶段。唐末宋初,南诏灭亡,大理势微,北进乏力;吐蕃内乱,无力南下;“宋挥玉斧”,宋太祖赵匡胤明确表示无意顾及大渡河以西区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丽江进入了近400年自为治理,社会相对安定的城镇平稳发展的时期。由于宋朝在西南推行“茶马互市”,滇藏茶马古道兴起,使位于茶马古道要地又以产名马著称的花马国丽江大地,经济社会特别是城镇得以蓄势而发。表现为丽江境内出现了“酋寨星列”的村落与明显增多的城镇,其中较大的城镇有“三赕” “九赕” “半空罗城” “打郭” “腊巴” “罗邦” “大匮” “楼头赕” “罗共赕” “善巨郡城” “成纪镇” “甸头” “习甸” “丙甸” “牛赕”等等。宋代丽江境内各部在政治上虽然称之为“互不统摄”,各自为政,但在经济上却是互通有无,文化上也是相互学习与交流,各民族在文化经济交流是频繁的。这种在政治上各自为政,经济文化上却相互交流,长期保持区域内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样值得总结。

三是元代丽江城镇顺势而发的阶段。“元跨革囊”之后,元朝在丽江先后设了茶罕章管民官、茶罕章丽江宣慰司、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丽江”之名自此始。元初在丽江设立的“茶罕章”城,是当时“云南五城”(大理、鄯阐、茶罕章、赤科、金齿)之一。丽江路军民总管府所辖为永北府、通安州、巨津州、宝山州、永宁州、蒗蕖州、顺州、兰州(今兰坪县),以及临西县(今维西县),由此奠定了丽江行政区划的基本范围,统一了丽江境内行政管理,并实现了丽江纳西族内部的统一,开创了土司制度,促进了境内金、银、铜、铁矿资源的开发,推动了通安城等丽江城镇的新发展。

四是明代丽江古城繁荣发展和澜沧卫城兴起阶段,丽江在滇川藏交界区域迅速崛起。丽江古城历经唐代的“三探览城”,到宋代的“三赕”城,元代“通安”城近800年的缓慢发展,到了明代在滇川藏交界区域脱颖而出,成为大西南不可替代的一个军事重镇和商贸重镇,以及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文化之城。明代丽江古城繁荣的主要表现为:其一、古城内出现了“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府衙和“民房群落,瓦屋栉比”的民居,“环市列肆”的街市建筑。其二、丽江的金银矿等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史称“产矿独盛,富冠诸土郡”。其三、古城内“无日不集,四乡男妇偕来。商贾之贩中甸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脚转运”,成为商贾辐辏之城。其四、丽江古城多元文化格局初步形成,木氏土司自觉学习汉文化,史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其五、丽江古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城镇建筑格局及特色基本形成。

明初澜沧卫城的兴起,标志着边屯文化的兴起。澜沧卫城是明朝在滇西北最大的军事重镇,也是滇川藏交界区域内汉文化最发达的城镇,在边地彰显和传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促进中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境内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农田水利建设,引进了内地先进耕作技术和良种,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为永胜成为滇西粮仓打下了基础。

五是清初至民国丽江城镇在风起云涌中艰难前行的阶段。这一时期不断发生的战乱,使丽江城镇不断遭到严重的破坏。其中,清顺治四年孙可望率残部刘文秀窜入丽江时,“肆行屠戮,焚尽民居”,丽江古城被“焚掠一空”,成为古城历史上的首次大浩劫。之后又遭受了吴三桂之乱等影响,丽江的经济由明代的“富冠诸土郡”,变成了清雍正元年“改土归流”时的“环数百里之地,赋税不敌一小县”。另一次更大的破坏是清咸、同年间的“滇西之乱”,即丽江人记忆犹新的“乱世十八年”。史称,在这场战乱中,不论是清朝官军还是杜文秀起义军,在一次又一次攻占丽江古城及石鼓、巨甸等地时,“大肆掠杀”丽江民众,“百姓死者难以数计”,丽江古城再次焚毁一空,丽江人口税减。战乱过后20年时,丽江府的人口仍没有达到战前人口总数的20%。直到民国时期, “事平至今七十余载,犹未恢复乱前之规模”(方国瑜)。这次战乱,也给永胜、华坪、宁蒗境内造成严重破坏,其中永北厅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荒村荒田随处可见,不少城堡集市村镇毁于战火,其中包括著名的永胜他留古城。据唐兆坤先生研究,从清道光年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间,在丽江境内“发生过大小数百战乱,有的震动全国”。频繁的战乱给丽江城镇建设造成了极其惨痛破坏。  

清代以来,丽江古城虽然遭到了一次次重大的打击,但也抓住了一些发展的新机遇,一是“改土归流”之后,吸引了更多的外商前来丽江古城,有的成为古城新居民,古城多元文化特色也更加突出,新建的流官府城扩大了丽江古城的规模。抗战时期各地商帮蜂拥而入丽江古城,古城内从事商业贸易的经营户达到1200多家,古城民居建筑规模和质量也有了较大提高。丽江城乡集市自清代以来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境内还出现了打铜村、打铁村、打银村、编竹村、皮匠村等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村或专业街,束河、石鼓等地一些农户,也逐渐脱离农业生产,以从事商业、手工业为主,开始由农民转变为商业、运输、手工业生产者。

  六是丽江城镇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丽江城镇发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快了丽江城镇的转型升级。目前,丽江正在进入城镇化中期阶段,也就是说进入了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的历史时期。  

  以史为鉴,昭示未来。研究丽江城镇发展历史变迁和特点,可以为当代城镇化建设提供诸多启示。  

  启示之一:城镇建设要以自然为本、尊重自然、道法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是丽江城镇发展历史的一个突出特色,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文化传统。历史上的丽江城镇村落,多是依山傍水而建,比如,宝山石城、石鼓古镇、束河古镇、丽江古城。其中,丽江古城在土官时期是围着狮子山而建,到流官时期扩建时同样是紧靠金虹山坡而建,并没有去占用坝子中的良田。有别于中国其它地方的历史文化名城,丽江古城未受“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建城礼影响,城中无规矩的道路网,无森严的城墙,古城布局以狮山、象山、金虹山三山为屏,一川相连,来自清溪、黑龙潭清流到城北处分为三河进城,三河又分出众多支渠穿梭街巷,形成家家流水,户户花树的格局;街道依山势而建,顺水流而设,显现“曲、幽、窄、达”的风格;建筑物依山就水,错落有致,小桥、流水、人家、古树、古街与城外田园村落、青山雪峰融为一体,古朴自然,相映成趣。古城民居在布局、结构和造型方面按自身的具体条件和传统生活习气,其鲜明之处就在于依山傍水、穷中出智、拙中藏巧、自然质朴的创造性。城内居民爱水护水习俗代代沿袭,自觉遵守。用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建设发展山水之城,是丽江古城最突出的特点,也是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启示。

   启示之二:城镇发展要以文化为魂,坚守本土民族文化,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特色。这是丽江城镇历史发展的又一突出特。丽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纳西族在坚守本土文化的同时,遵循各民族的祖先是同胞兄弟的族训,追求与各民族和睦相处,不断地吸收、融合、传承、积淀周边各民族优秀文化以及中原汉文化,使丽江古城成为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典范。从城市总体布局到街道、水系、桥梁、寺观、府衙、民居庭院,以及纳西古乐、丽江壁画等无不渗透着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丰富内涵,体现出各种文化在丽江古城相互宽容、相互吸收、融合发展的传统。正是这种和谐文化成就了丽江古城,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永胜澜沧卫城的建设和发展同样突出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形成了以中原汉文化与边地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边屯文化,成为丽江又一个重要文化品牌。突出城镇文化特色,是丽江城镇历史留给后人重要遗产,丽江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应认真做好继承、弘扬、创新的文章。

  启示之三:城镇发展要以产业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丽江境内城镇集市的兴起和发展,都具有相应的支撑产业。其中,丽江古城主要是因茶马古道的发展而兴盛的,支撑丽江古城发展的产业,首当其冲的是滇藏贸易商业及马帮运输业,这是历史时期丽江古城最大的支柱产业,有了这个产业的支撑,丽江古城才成为茶马古道重镇、茶马古道商品集散地。金、银、铜、铁、皮革、毛纺等加工业,是支撑丽江古城的第二个重要产业,银铜器及皮革纺织等加工产品,成为丽江古城的主要出口产业,产品远销藏区及内地众多城市,俄国人顾彼得曾回忆说“丽江古城一度成为云南纺织业中心”,在上世纪40年代古城内拥有木纺织机1000多架,从业人员逾千人,年产布匹1.6万匹,产品行销昆明、重庆、拉萨。此外,农产品加工业是丽江古城又一大业产。  

  启示之四:城镇发展需要有安定和谐的政治环境,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境安民,是丽江城镇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国家统一、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则城镇兴,反之,则城镇衰,这是丽江城镇千年发展的一条基本定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唐代丽江铁桥城的毁灭,最根本原因是国家未统一造成的长期战乱,在这场吐蕃、南诏、川西之间争雄战乱中,丽江境内民众深受其害,初露头角的城镇更是难以生存发展;而元代丽江路城的兴起首先是得益于国家的统一,结束了西南地区自唐以来长期分裂的状态,丽江才能够成为统一国家的一个行政区划,境内城镇才得以迅速发展;明代丽江府城和澜沧卫城的崛起,同样是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上,没有明代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治理,没有统一国家王朝的支撑,就不会有丽江在滇康间的兴起与发展;而清代以来,丽江城镇多次遭受战乱的浩劫,最主要的原因是民族压迫引起的战乱。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边地的安定环境与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因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剥削、民族分裂引起的战乱,深受其害的首先是城镇民众,边地城镇常常在战乱中毁灭,古今中外,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少。自觉地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城镇才能健康发展。这也是丽江城镇发展历史的一大启示。

  面对未来,丽江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可以不强求形似先民,但必须追求神似先民,要在继承和弘扬传统的基础上,坚持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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