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
  发布时间:2017-08-30 来源: 中共丽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  

  

  王德炯

    

  一、前言 

  茶马古道与丽江,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是一个博大精深、难以数尽的永恒话题。虽然茶马古道存在了上千年,但它从一个学术名词到实体名词的历史,却只有20年。到目前,学术界也普遍认为茶马古道完整的学术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得以构建——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努力,仅仅是一些对茶马古道历史追忆与探索而已。

  之所以要解开茶马古道与丽江、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这样一道谜,是因为茶马古道原本就是读译大西南文化、滇川藏文化、丽江与丽江古城历史文化的一道密码、一种脚注,离开了这道密码、这种脚注,很多东西就会说不清楚。

  何谓“茶马古道”?著名的民族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中国西部有两条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一是今天的宁夏、甘肃一带的黄河上游走廊;二是今天的滇川藏地区的六江流域走廊,人们形象地把前者称为丝绸之路,把后者称为茶马古道。在地球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对于当今世界的人们,“茶马古道”绝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西藏边疆游牧地区之间进行茶马贸易所形成的古代交通路线,而已经在历史的沉淀中被赋予了更多更深的意义。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它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达到辉煌,并形成了密如蛛网的交通网络。在这些茶马古道中,又以下两条最为重要,也最为著名,一条是滇藏线:西双版纳—思茅—普洱—大理—丽江—中甸—德钦—邦达—林芝—拉萨;另一条是川藏线:雅安—沪定—康定—巴塘—昌都—洛隆—拉萨。这两条路线在拉萨或拉萨以东地区会合后继续南下,经江孜、亚东出境后入锡金、下印度,直达噶伦堡,并辐射到加尔各答以及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成为一条各符其实的国际贸易通道。如果把茶马古道看作是一条金丝线,那一个个茶马重镇是金丝线上一颗颗熠熠生辉的明珠。在众多茶马重镇当中,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具有如下独特优势:

  1、地处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过渡的“三江并流”区,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

  2、地处滇川藏交通要冲,是一个多种民族的交融之地;

  3、以纳西族为主体的丽江人是茶马古道上的主力之一;

  4、是茶马古道上独具特色的货物产地和中转集散地;

  5、是至今还活着的茶马重镇;

  6、是优势独具的、无可替代的茶马重镇。

  惟其如此,2002年8月22日在北京工人文化宫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上,费孝通、任继愈、谢凝高等国内20多位著名学者一致同意:丽江古城是历史上连接滇川藏的茶马古道重镇,并且是至今依然“活着的茶马古道重镇”。这一来自祖国心脏的权威论断,更为丽江古城的世界文化遗产品牌注入了新的含金量。

  今天重温茶马古道,不仅仅是为了寻找当年马帮的身影、悠远的马帮驮铃声、消散了的茶草香气,而是在于找回一种精神,一种崇高的炎黄子孙创业精神,一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一种团结互助,患难与共的精神,一种不畏艰险奔向目标的精神,这就是茶马古道精神。重温茶马古道历史,弘扬茶马古道精神,将有助于茶马古道与茶马重镇的复兴,有助于唤起人们的奋斗精神,再创茶马重镇——丽江古城的新辉煌。

  二、茶马古道与茶马文化精神 

  (一)东巴《神路图》对研究茶马古道的启示

  它是东巴卷轴画中最原始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巨制。在丽江旅游大潮的千呼万唤中,它从容地步出馆藏文物的深闺,以惊天地、泣鬼神之势,曾在丽江国际东巴艺术节盛会上,以及“东巴万神园” “东巴王国”等景区中,感动和震撼了数十万中外游客的灵魂。它在纳西语中叫“恒日”,用以丧仪和超度亡灵仪式,因它旨在导引死者步入神灵之路,故谓之“神路图”,它是东巴绘画艺术中杰出的煌煌巨作。它由百余幅片断组成连续画,结构大体分为3部分:33界神地、人间和18个鬼域。它由360多个人物、神、鬼,以及70余种奇禽异兽组成,整幅画面形态各异、生动逼真、活灵活现。它以连环式画面,经穿插其中的神话故事和教谕,反映了纳西先民的生命意识,这意识融汇了纳西族传统和受藏传佛教影响的生死观,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而亡灵会被18层鬼域和各种鬼怪所阻,只有通过东巴的超度引导,才能送达33界神地,使之受到神的庇佑。透过山重水复的人、神、鬼纱幕,它所表现的却是纳西人民追求幸福、追求光明的良好愿望,以及惩恶扬善、完善人生的伦理美学。

  过去的它,只能在冷宫中受尽寂寞煎熬,如今的它,却如众星捧月般回到了人间——搭上了现代喷绘、大型石雕的快车,来到了有阳光、空气、车马、人流的玉龙雪山下,任由游客去触摸、体验、感受。且不论其社会效益如何,仅以经济效益而论,有人就评估:“它至少为丽江旅游业赚回了数亿人民币”。作为丽江国际东巴艺术节、“东巴万神园” “东巴王国”的每一位亲历者、见证者,其画作为这些系列场面上的主题载体,看得多了,欣赏得也多了,也就从原来的一头雾水,逐步揣摸、探究出其中的不少奥妙、玄机。走进其境界,任何一个观赏者均变成了当局者,不但身临其境,心亦临其境。可以想到,人都有生死病老,人的生命实质也无时不在传递着“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的这一朴素哲理,但“人死后灵魂不灭”这一哲理,却要用每一个人用一生的代价去理解和实践。正如“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的道理相仿,“死了但还活着”是因为思想还在,灵魂永存,“活着但已经死了”是因为心先死,“哀大莫过于心死”,即使活得“有滋有味”,也不过是行尸走肉。其实人生之路也当有“人间、地狱、天堂”——虽然它原本也是一条通往理想、通往美好天堂的神圣之路,但期间过程并不平坦,而且在关键的每一步关口,都有可能面临“天堂”或是“地狱”的考验。能否战胜“地狱”的威胁,而步入“天堂”之旅,正是对人生核心价值观中最本质的东西作出的拷问与回应。《神路图》所描绘的“神路”,一方面也从“回归” “魂归”这必由之路的艺术再现,既褒扬了人类对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渴求,也表达了对人的生命观所应有的那种博大的豁达与乐观精神——它所诠释的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对于生命观的人文精神特质,即生死轮回、生生不息的人类本真。

  站在它前,它的大气浑然令人折服,它的荡气回肠令人感动,它的如泣如诉令人凝重,它的栩栩如生令人振奋,它的哀婉凄美令人深思,它的非此即彼令人清醒,它的冷峻庄严令人震撼。不仅仅为它所描绘的“33界神地、人间和18个鬼域”之古拙、率真而传神的艺术魅力,还因为很自然让人想到了另一条人间“神路”——一条贯穿于历史古今,绵延于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滇川藏“大三角”地带的丛林草莽之中的神秘古道,它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以传播人类文明、文化称著的“茶马古道”。

  (二)马帮开创了天堂神路——茶马古道

  公元前122年,大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时所发现的“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其中一条从四川成都、西昌、木里、盐源经云南丽江,然后在大理与另一条道交汇,再经保山、德宏到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国家;与“南方丝绸之路”紧密相连的,又有一条历史悠远绵长的滇藏贸易古道,史称“茶马古道”。它的走向由南向北,与“南丝绸”走向相反。它南起昆明、普洱、大理至丽江以丽江为中转站,再由两条路往西进入西藏。一条由丽江、中甸、德钦经四川巴塘、里塘到西藏,也可经四川西昌、康定、甘孜、德格到西藏、青海,史称“大北路”;另外一条从丽江经维西、康定、甘孜逆澜沧江而上进入西藏,然后远至缅甸、印度等国。

  “茶马古道”不同于“南丝绸”的时通时阴,一出现便以“西南无战事”始终保持了畅通。它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到20世纪40年代的“二战”中后期达到辉煌,并逐步形成了密如蛛网的交通网络。“茶马古道”一开始就由马帮开创,茶、马、古道、马锅头与赶马人,共同承载了千百年源远流长的茶马古道历史,今天,我们又一次回望茶马古道,迎面走来的是“生为人杰、死亦鬼雄”的马帮队伍;他们既是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汗水浇灌了这条震古铄今、名垂千秋的英雄“神路”。“神路”之神,在于一路上的险象环生、如履薄冰,谁也不知道此趟西行到底还能走多远;“神路”之神,在于一路上有待破译的“密码”太多,人和骡马的命运随时在“地狱”或“天堂”的入口处彷徨着、抗争着。首先是古道的凶险与艰难非常人所能想象,用“古道难,难于上青天”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藏行纪程》对古道如是描述:“巉岩怪石,无一步可以循阶石级者,用爬山虎攀藤附葛而上,马四蹄不能并立。毙者不计其数……” “无草无人烟,水声彻夜如雷,树木参天者,皆太古物也。”其环境之荒僻,路途之险峻,人马之难行,足见一斑;清代纳西族诗人牛焘的《走雪行》诗中也有“蜎行蠕动何蹒跚,附尾蹑踵鱼贯穿,跬步咫尺人鬼异,于斯寄命徒苟延”的感叹,这也是丽江到拉萨的路程不到1500公里,往返一次却需近半年的重要原因。“茶马古道”的藏区段,山高水急,高寒缺氧,天气变化无常,赶马生活的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和沿途的匪兽频繁等等,被人视为“险途” “畏途”可见一斑。当时艰苦的生活和弱小民族求生存、图发展的心理铸就了丽江人坚韧不拔的意志,加上他们天生有一种既能适应低海拔,又能适应高海拔的能力,于是他们和其他民族一道,开辟了古道,和藏族一样,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主力。纳西族诗人牛焘《走雪行》的诗句“从来雪地与冰天,浇不冷,热客肠”,正是这种真实的写照。

  行走古道,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吃”的问题。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久负盛名的纳西风味小吃丽江粑粑,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茶马古道。杨金山先生曾在《“炕”好丽江粑粑》一文中描述道:“丽江粑粑携带方便,如人们常说的‘云南十八怪,丽江粑粑摆不坏’,自然成为马帮的首选食品”。不论是丽江到昆明的18个马站,还是丽江到拉萨的80多个马站,马帮在出门前都要炕好一摞丽江粑粑做干粮,一路吃到目的地;当然也有不少人在风餐露宿途中现做现食,如锅盔粑粑、水焖粑粑、葱花粑粑、白炕粑粑。从家中带去的粑粑,一般采用本地的优质面粉,以水和面后加少许油、盐、葱花,在锅中炕到五六成熟后,又在炕洞的扁圆鹅卵石上文火烤熟。这种外脆内酥、色香味俱佳的粑粑,即使走到拉萨也不会馊。一路上的主食谱当然也离不开青稞炒面、酥油茶这一特色。从丽江出发的马帮,懂得以酥油、糌粑和牛羊肉为主食的藏族同胞“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唱道:“清晨起来先喝茶,天亮给马备鞍鞯。”他们自信:“只要有茶水、青稞炒面,就能在漫漫长途上继续奔走。”哪怕他们已经踏上的雪山古道山高坡陡,悬崖峭壁,猴子掉泪,老鹰难飞,河谷幽深,山路蜿蜒,望而生畏,也在所不辞。

  马帮的行头装束也至关重要。奔上茶马运输长途之前,他们就要配备马鞍、辔头、藏袍、帐蓬、食品和枪支(自卫)。宣绍武先生在《茶马古道亲历记》一书中说:“纳西族的赴藏马帮,沿袭藏族马帮的组织形式。不仅马帮人员的配备、锅头(马帮首领)和劳都(藏语:赶马人)的服装、衣食习惯、甚至连马帮的装饰,从鞍鞯到使用的工具等,都与藏族马帮毫无二致,而且交际时都操一口流利的藏语。”由于纳西族马帮学藏语、讲藏语有着比其它民族更多的几乎是天生的优势,东巴经中“纳、藏、白族是同父母所生的三兄弟”之说,在茶马运输长途的语言沟通无障碍中,得到了最直接的应证。其实,纳西族、藏族两个民族间的犬牙交错、密切往来从多方面的原因看,几乎也是与生俱来的:不但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亲属语言系统,而且滇西北与康藏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大同小异,崇山峻岭、冰雪严寒、瑶池洞府、碧流蜿蜒,加上历史上就因宗教、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需要等,而在上层之间、平民之间又结为姻亲,人员往来,宗教传布、茶马互市等络绎于途,形成了纳西族、藏族两个民族间的可融性与共通性。

  茶马运输长途凶险无常、生死难卜。马帮队伍的每一次出征,都意味着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仅从丽江至拉萨就有80多个马站,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对人、对骡马的体能、耐力等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以及一次次生命极限的挑战。首先是气候变化的捉摸不定,“一山有四季、一日有寒暑”的如影相随:刚刚还是风和日丽,忽然间来了一个炸雷,瓢泼大雨便不期而至;说春、秋、夏3季是火中烤、风中来、雨中穿、云中行、雾中钻,一点也不夸张,说冬季是“风刀霜剑严相逼”,也是恰如其分;然后是途中诸如匪患、兽扰,以及意外事故的突发等等,更是防不胜防。虽在夏天,他们一般绕道从石鼓、巨甸到塔城,到奔子栏,到德钦;或从武侯到鲁甸,到维西、叶枝,到东竹林,再到德钦,然而过溜筒江,翻越6000米以上的梅里雪山垭口到西藏,有意回避中甸高原的“多有匪患” “草尖刚露、不便放牧”等,但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事前所担心而防范的一些凶险。如骡马吃了有毒的植物需及时喂药解毒,马掌脱落了需及时换上新掌,驮子滑落了需及时纠正,与对头马帮“撞车”了需合理避让等;在每天的启程上路时,都需遵守一套严格的必备程序等。夜间打野,要细心安顿好马骡;人宿处要昼夜烧上大火,一是驱除夜间寒气,二是防范野兽袭击。如这些凶险还属“意料之内”的话,另一种凶险就不好预测了。据1957年底参加过进藏平乱丽江马帮支前大队的杨炳文先生口述,其爷爷辈之“杨藏客”的弟兄7人中,有1人就在古道捐躯,有1人至今音信无踪,还有1人虽知活着也难寻真容;其父辈中也有人从事马帮运输,半路被抢劫一空无功而返的。他自己则响应国家号召,沿着当年爷爷辈、父辈的茶马足迹,毅然走上了支前的丽江马帮大队行列。一路上除与风霜雨雪、高山鬼谷为伍,还时遇土匪袭击。在与土匪交火中,常有战友、同伴倒下,但活着的依然誓死与马队、支前物资同呼吸、共命运;有时行进中牲口失蹄,人马坠下深谷,不见踪影,第二年天暖雪化时,半山腰树梢上依稀可见残缺不全的人马尸骨倒挂着,随古道季风在悲号、晃荡……来不及掩埋战友、同伴的尸体,也来不及揩干净自己身上的血渍、汗渍,他们又继续前行了。由香格里拉—尼西—大上江头,分4天行进;然而分两路人马过江,一路到四川德荣,一路直抵奔子栏东竹林准备到德钦县。面对湍急江流,人马要越过天堑只有靠走钢丝式的冒险。不知是大智若愚,还是急中生智,他们用4个汽车内胎绑上木板过江,并一举成功。此法比起洛克旧照片中的“溜索过江” “革囊渡江”,也算是一大历史的进步。途中他们也遇过7天7夜大雪封山,人马困顿于大山两头之事;最头疼的是夏、秋两季山洪、泥石流的威胁,连军用汽车也常常望而却步。当军用汽车到了藏区后,藏民感到很惊奇,都说这么大的家伙力气这样大,吃饭的胃口一定不小,于是各自从家里拿来马料、干草堆在马路上喂汽车。如果说这一次的马帮大队支前多少增添了些许现代运输色彩,那么“二战”中后期时的茶马古道,不但无半点现代色彩可言,而且在极其原始、困难的条件下搭上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悲壮色彩。由于那时内地、香港、缅甸相继被日本占领,要靠一种现代化的运输手段去完成陆上交通的对外联系,可能性几乎为零。于是,一个奇迹诞生了——诞生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个神话出现了——出现在经茶马古道至印度的马帮群体中。就是这些自唐宋以来只为谋生计、求温饱而来的“赶马哥”们,此时已大彻大悟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深刻道理,而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抗战8年祖国对外交通命脉的重任。这是一个使马帮的个人命运被迅速融入到祖国前途、命运之中的年代。多少五尺男儿,虽不能血染沙场,但同样是“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古道勇士。试想,每天有上万匹马帮常年行进在漫漫古道上,与天上“驼峰航线”一道,有力地支援着抗日战争,这该是人类运输史上怎样的空前绝后的奇观。

 (三)茶马古道上奏响的民族团结之歌

  悠远的马帮驮铃,成为千年古道上最动听的乐章。纳西族古老民歌《赶马调》就叙述了马帮去西藏做生意的情景:“芦苇做芦笛,麦秆做麦笛。上有拉萨城,拉萨产氆氇;下有昆明城,昆明出丝绸。驮上丝绸去,驮下氆氇来”。在长期的滇藏贸易中,纳西族、藏族等各民族同胞之间建立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厚情谊。不论是纳西人,还是藏族人,在古道上的疲于奔命中,也学会了苦中作乐、以逸待劳。纳西族老一辈在回忆人生往事之时,常有这样的感慨:“世上最苦的3件事,莫过于读书、赶马、种菜园了”。这倒是不是说,凡从事此等差事的就一定要做苦行僧。其实马帮也有轻松、惬意之时:只要一踏上“马铃儿响来玉鸟唱”的古道,他们就会亮开嗓门吼一声“阿呵呵”,或来一曲即兴发挥的《谷气调》;夜宿营地之时,他们都会相邀星星明月,用直笛和芦笙吹奏民歌;或围着篝火吆三喝四来一段纳西打跳。自然,也少不了用直笛直抒胸臆,表达一份对远方亲人的思念;用“时本”即兴发挥,传递一份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慕。虽说是短暂的自娱自乐、自弹自唱。却也驱散了一天的疲惫与困倦,为明天的出征提足了精、气、神。谈到古道婚俗,纳西人走茶马古道的历史中,有许多“一夫多妻”的有趣现象。杨福泉先生在《唐代以来茶马古道上的纳藏贸易》一文中,就列举了这样的例子:丽江大研镇人和益生的哥哥在拉萨有另一个藏族妻子。20世纪50年代后,他在西藏的子女还多次来丽江走亲戚;他有儿女流落在印度,也到丽江来认亲戚;他在丽江的两个女儿也到西藏去探亲,双方常有书信往来。1996年丽江大地震,他们在拉萨的亲戚还寄来钱。和益生的大嫂病重时,她在拉萨的异母子女还专程来看护她。许多纳西“藏客”,成天奔波在茶马古道上,他们虽然在丽江有了家室,但在拉萨等地也有妻子;靠“一根椎子、一团纱线”闯天下的束河“藏客”,也有不少在家娶一个吃苦耐劳的纳西婆娘,在藏区也娶一个藏区娘子。其社会背景亦如杨福泉先生分析的,一是到藏区经商十分艰难,风险大,这种做法为当时的习俗所允许;二是在那个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走雪行”的年代里,这些汉子们的多妻是婆娘认可的,本地人也不认为这“有辱门风” “有违规矩”,与此同时,这也体现了一种在特殊年代里特有的人文现象。

  大山的怀抱是温暖的,他们为战胜了一路上的艰难跋涉而唱、而跳。如果人的情绪按高走低伏的音律即“乐天” “忧郁” “悲观”划分成几个派别的话,那么可以说马帮从来与忧郁派无缘,他们当属天生的乐观派。原因不在别的,就在于如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中所称:“他们是自然之子,他们是世界上惟一淳良的自然之子”。

  正是这样的乐天派,这样的“自然之子”,千百年来在茶马古道上享受着世界上最壮美的一路风景:这里是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王国,是濒危动物的理想基因库,这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摇篮之一;这里是多元文化荟萃、多种宗教融合的人类文明宝库之一,也是远古与现代文明相互撞击与交汇、放射出灿烂火花的历史殿堂。之所以如此,他们每天能够亲历“雪山、峡谷、湖泊、村庄、寺庙、牛羊”的生态场景,每天能够感受白族作者赵汉兴在《马帮走过天堂》一书中描绘的“人相敬,花常开;树长绿,山长青;水长秀,天长蓝;鸟长飞,兽长走;民长安,人长寿”的意境氛围。之所以如此,他们每天摇响着一串串马铃,穿过云雾山中,踏上天堂神路而潇洒走四方;这所以如此,他们每天靠自己的双脚驰骋于千里古道的黑山白水之间,靠自己的眼睛审视这方用鹰的目光丈量过几千年的神秘土地,靠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发现去抚摸这远离尘嚣的未知世界。虽然饱经风霜、人世沧桑,但他们依然怀揣信仰、追寻梦想,前往充满绿色生命的世界,去拥抱生活中每一天崭新的太阳。

  赶马人走在千年古道上,从成百上千头牲口交织的马铃声中听出了胜似飘飘仙乐的天籁之音,也让自古以来一直与凶险、冷峻等同的古道随时展现出它所拥有的人世间的大美:一座座高耸入云、气势雄伟的大雪山,一个个镌刻着藏文经偈箴言的玛尼堆,一面面猎猎飘动的彩色风马旗,还有摇着手中经轮在绕行祈祷的藏族老人;一个“三江姊妹”的神话,则在马帮生涯中久传不衰——金沙江是大姐,澜沧江是二姐,怒江是三姐。三姊妹携手从雪域高原走来,一同来到滇西北的林海花山之中;三姊妹在半路走散了,大姐转身向太阳升起的地方寻找两个妹妹,三姐却拉着二姐的手,向南走去寻找大姐。尽管三姊妹已分道扬镳,但最终还是在大海中欢聚一堂;这有些似赶马人的殊途同归,尽管有时走向不同,最终抵达的仍是同一个目的地。

  赶马人走在千年古道上,纳西人从丽江到拉萨等地;而藏族人却赶着马帮,从世界屋脊走来,从远古走来,同响着飘飘仙乐似的马铃铛,从横断山脉冰峰雪岭丛中,与“三江姊妹”结伴南下,向滇南茶区走去,向大海走去。藏族是一个信仰虔诚的民族,纳西族马帮进藏后的第一次震撼,很可能就是来源于那一瞬间:在原始森林、羊肠小道的蜿蜒中,不时有藏胞不分男女老幼,推着木轮手推车,车上堆积着帐篷、食品一类的生活用品,在苍天凝视的大地上,他们用身体丈量着通往朝圣的天堂之路;每走三步,便是一首琅琅上口的经文,然后是一个标准的等身叩拜。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回响,把发自内心的虔诚镌刻于人的身体与大地相拥的那一瞬间。藏族人对信仰的虔诚从古至今未变,2003年时逢藏历水羊年,那是朝拜梅里雪山的最佳时机。据传梅里雪山属羊,在藏历的计算中,观羊年梅里雪山为60年一遇。这一年有10万之众到梅里雪山转山朝拜。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当年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或者是他们的后代。藏族人的胸中有一座神山,亦如纳西人心中拥有一座玉龙雪山——纳西族、藏族同胞的“同源异流”之妙,正好也明证了他们之所以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相濡以沫、情同手足,缘于对不同地域的大自然之神的崇敬与信仰。

  赶马人走在千年古道上,不可能总是享受一路美景,因为他们有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吃惯了牛羊肉和酥油糌粑的藏族人,需要用茶叶解油腻助消化。他们最长的路线是从拉萨启程,到达云南德饮、中甸、丽江、剑川、鹤庆、洱源、大理、巍山、南涧、景东、景谷、普洱、思茅、景洪、南糯山、勐海、布朗山、打洛等,用他们输入的山货药材、土特产等交换茶叶,马帮行程最长的约6000公里。丽江纳西族人则如同杨福泉先生在《唐代以来茶马古道上的纳藏贸易》一文中所记,“向藏区输出的主要有毡、布、棉绸、砂金、朴硝、铁、金、银、丽江马和茶叶,从西藏输入的主要有虫草、贝母、鹿茸、麝香、红花、黄连、绿松石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纳西族、藏族两地的贸易物流,惟一靠的是马帮的长途运输。这里用得着“人比人,气死人,马比骡子驮不成”这句话,人是地处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过渡的“三江并流”区域内、滇川藏交通要冲的“高原型”人种,是在特定的气候、海拔、特产、生活习俗、生产方式等条件下,经历了长时期此消彼长的民族大砥砺而脱颖而出的人,也是今天所指的各方面比较优秀的那种“复合型”人才,而茶马古道之马,其实就是骡子。人们所说的“沙漠之舟”指的是骆驼,而茶马古道上的“山地之舟”指的是骡子。千里古道之行,马实难适应。骡子的蹄与肢之间收得紧,较马灵活。骡子能驮200斤左右,而马最多能驮100斤,马走不了长途,只有骡子能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这句话,在古道远行中不言自明。人和骡子的“综合素质”如何,成为马帮能否负重致远的关键因素。

  古道上的大马帮,除丽江马帮外,还有藏区马帮、大理马帮、鹤庆马帮、腾越马帮、永北马帮、华坪马帮、巍山马帮等。各地马帮均有自己的大锅头,各地大商号大都把货物交给他们驮运,大锅头与大商号之间来往密切、优势互补。大马帮一旦上路,一般都在上百头牲口左右,前有鋩锣开道,后有铃声应和。不论在西行路上穿越万水千山,还是在南下归途中翘首故园千里,前不见马帮队伍的头,后不见马帮队伍的尾。这是一种何等浩浩荡荡、气吞山河的阵势。大马帮一般都有自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各大马帮之间也以恪守信誉、和睦相处称著。大马帮在藏区被奉若上宾,藏民对他们持有不错的口碑。他们也常令小股出没的土匪闻风丧胆、望而生畏。置身于这样的队伍中、场景下,每一次苦尽甘来的的马帮们,又怎能不产生一种“放马山歌、乐极而泣”的冲动呢。

    赶马人把一座座沟通友谊的心桥架在藏区,而藏区人也把一条条象征圣洁与美好祝愿的哈达系向马帮——这使纳西族、藏族及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成为千年古道上最壮丽的风景线。纳西族与藏族等各民族的往来,与历史的“藏客”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福泉先生在《唐代以来茶马古道上的纳藏贸易》一文中称,“长期走‘茶马古道’到西藏进行纳藏贸易的纳西族商家在民间被称为‘藏客’。在清代,纳西人中逐渐产生了专门走茶马古道进藏贸易的‘藏客’”。这些称为“藏客”的纳西商家,有的专门进藏收购土特产品,折回在大理等地开店转卖。或走思茅购运茶叶到丽江、中甸销售。有的长期跑藏区与藏族人进行贸易,并畜养有不少马匹,多者达百余匹。有的直达拉萨做生意,被藏人称之为“匆本悦”(生意官)。有的捐资修建寺庙,成为藏传佛教信徒。有的捐资修桥、铺路、打水井,深得藏人信任。有的与达赖喇嘛和朝廷驻藏大臣有往来,并享有西藏贵族才享有的使用“乌拉”(服劳役之人)的特权。发展到后来,各类大、小商号在丽江群体崛起,大多数都自养马帮进藏做生意。有的以手工业为主,在古道上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来丽江的藏族人等外地商客,纳西人称之为“扣八”。在一种“房东制贸易”现象中可以看出,藏族商家等“扣八”来丽江投宿,店主会以大瓶酒、大块肉和鸡蛋面条等款待之,并相邀随行赶马人(藏语称“劳多”)、打杂人一起用餐,算是洗尘礼。第二天“扣八”们各自吃自己的糌粑(炒面)、酥油茶,其他人也各自到山坡草坝放牧打野。藏族人“扣八”睡的地方,床边烧着一塘火,供他们盘腿打坐念经,或倒茶、酒下糌粑吃。抗战中后期,正逢茶马古道的极盛时期。作为茶马重镇的丽江也一时万商云集,往来于丽江——拉萨之间的马帮也由原来的4000-5000多匹增加至10000多匹。拥有各类分行在内的大小商户1200多家,其中拥有100-200万元资本的达10家左右。这些商户都在印度、拉萨、成都、重庆、昆明、广州、上海、北京、香港等地设有商号,或派出常驻人员。当时,人们称丽江大研古城是“小上海”。靠滇藏两地的交流、互动,靠丽江在滇川藏“大三角”区域中的独特优势,纳西“藏客”与各地“扣八”在茶马古道这一大舞台上,演绎了一出又一出气势宏大、有声有色的连台好戏。

  纳西族与藏族等各民族的往来,不自今日始。藏族人有一句口头禅叫“羊布里努三赕昌”,意为丽江是个好地方。早在明代起,以“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为信条的丽江木氏土司,就靠其政治上与中央王朝保持一致的敏锐眼光与谋略,不但在军事上以“西北藩篱”的作用,始终保障了茶马古道的畅通无阻、长治久安,而且在经济上也引进当时的先进生产力等手段,迅速发展了滇川藏交角区域的农业、采矿业、畜牧业等,并带动了以茶马互市为主的滇川藏交角区域各民族之间的商贸往来。同时在文化、宗教及缔结纳西族、藏族等各民族友谊、友好往来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在木氏兴盛时期,出现了丽江壁画、丽江古城、丽江古乐等一批“国宝”级的文化产物;二是刊刻于明代的丽江版大藏经《甘珠尔》,成为纳西族、藏族之间友好往来的最好证明;三是汉、纳西、藏三种文化融为一体的最好局面由此打开。

  至今在藏族一些地区,还流传着不少“木天王进藏”的动人传说,据说茶马古道沿途的巴美村上、中、下村,加卡村和许鲁村,纳西乡的松顶村以及处于燕麦、佛山西区之间的云岭区的哥鸟村等,这一带的纳西族都是“木天王”进藏时沿途留下的“纳西人种”,他们精通藏语,也能操一口纳西母语。还据传“木天王”的好几个世袭土司,后来也变成十分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了。据相关资料,1957年时进藏的丽江马帮支前大队人员,到了藏区巴美村后,村上的人操着纳西语问:“格是木天王的人?”原来当地有一传说,早年木天王西征藏区到西藏,问及到西藏还有多少路程,回答是两个月,便至此收兵回营,留下部分人马在此另辟村寨休养生息,因而村上多数人是纳西族同胞。一些藏区也出现了三多神位,并留存下来许多诸如纳西族祭天、祭三多等宗教仪式。最能体现木氏土司开放、容纳博大胸襟的时期,也是木氏土司最盛时期。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到了丽江就不再北上南下,而是在本土融合,形成和而不同、不分彼此、共存共荣的繁荣局面。

  纳西族、藏族同胞在唐初开设的神川都督府,到明代木氏最盛时期,直至清代、民国时间,均成为茶马古道上一个重要起始点之一。藏族同胞对纳西族向来以“义”字为重,以“信”字当先,他们的讲义气、重承诺也是有口皆碑的。他们除了在茶马古道上纳西马帮每有危难之时一次次伸出援手外,还在1949年5月丽江解放前夕,有大批藏民应当地政府请求参加了丽江保卫战,并作出了巨大牺牲。1949年7月丽江和平解放时,“长兴号”商号负责人藏商马长寿曾捐出半开银元5000元,为当时新生的丽江人民政权的“无米之炊”解了燃眉之急。俄国作家顾彼得这样评价藏族人:“他们是勇猛无畏的战士,他们对纳西族事业的忠诚,就像纳西族战士忠诚于自己的事业一样”。

  时至今日,纳西族、藏族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以滇川藏三省区联手打造“茶马古道世界级绝品旅游线路” “大香格里拉精品旅游线路”等为标志的历史新纪元,又一次从悠远的古道驮铃中,从纳西族、藏族等各民族的多元一体文明文化中走来!

  (四)茶马文化精神实质

  长路如歌,岁月如虹。马帮走过的千年古道上,如今再也见不到成群的马队、听不见悠扬的驮铃声了——悠悠古道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已被荒草覆盖,或踪迹难寻,取而代之的是便捷的现代化交通。然而,古道上依稀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以及在这片热土上曾经演绎过的诸如远古部落的迁徙、民族的分化融合、周武伐纣、秦汉开疆、唐宋风华、元征大理、明清兴衰等,已成为厚重的历史,在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心中回音。茶马古道之所以值得品赏,在于它集中了世界上最好的自然、人文两大景观。集中了丽江古城、香格里拉、三江并流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布达拉宫、卡诺遗址等世界遗产。从自然景观看,这条古道穿越了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荟萃了世界上最令人震撼的山脉、湖泊、冰川、草原等壮丽景观。从人文景观看,这条古道穿越了滇、川、甘、青和西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地带,是多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方,也是多民族演绎历史悲喜剧的大舞台,是永远发掘不尽的历史文化、世界遗产富矿。茶马古道之所以耐人回味,在于它的核心价值与现代旅游完全合拍,即它的自然风光所具有的原始和震撼力,文化的神秘性和诱惑力。无论是现代人的回归绿色自然之需,还是对原生文化的追逐与向往,它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后一块净土。茶马古道之所以堪称“天堂神路”,在于它诠释了一种精神,即茶马古道精神。历史已经证明,它原本就是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它以自古以来所保持的进入的艰难性,让人对它产生了心驰神往的神秘性,也因此成为人们追寻的理想性,与如前东巴长篇巨制《神路图》中描述的“人间、地狱、天堂”之说并无二致。从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特点看,可以断言:茶马古道是一条古老的文明通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是纳西、藏等民族关系和各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从它的现实文化价值和特点看,茶马古道有助于让后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看,通过滇、川、藏三省区联手,完全有条件将其打造成世界级绝品旅游线路,新的旅游大三角的形成与发展离世人并不遥远。以经济角度看,它将带动滇、川、藏三省区的经济发展,改变东亚与南亚之间长期以来相对封闭与独立的格局,使它成为全球一体化经济中最活跃的地带之一。从茶马古道精神的本质与特点看,已经从人们对其内涵外延的千丝万缕的记忆中,幻化成华夏儿女一种崇高的民族创业精神,一种艰苦奋斗、不懈努力的精神,一种团结互助、患难与共的精神,一种敢为人先、不畏艰险奔向目标的精神,这就是纳西族、藏族等民族用血与火、灵与肉、情与爱,共同在历史长河中浇铸的茶马古道精神。这种以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为核心内容与人文特质的精神,代表了人类精神的极致。

 三、茶马古道上的丽江古城 

  (一)丽江古城形成与发展简介

  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与社会制度、交通区位、历史条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往往又是一个地区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不仅地处滇川藏交通要冲,而且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融地——茶马古道兴衰成败的命运,一直决定着丽江古城的命运走向。约3.8平方公里的丽江古城建于南宋末年,是元代丽江路宣抚司,明代丽江军民府和清代丽江府驻地,直到解放后的几十年里,丽江古城都扮演着丽江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金融、信息和交通中心的角色。丽江古城以商而兴、以商而荣、以商而活,也导致了丽江古城的鲜活千年,以及成为至今活着的茶马古道重镇的历史必然。

  丽江古城的历史与木氏土司的发展史密切相关,可以说木氏土司是丽江古城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丽江古城兴于宋末元初,并在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得到扩张。忽必烈赐名“丽江”时,丽江的所在地是“逻波城”,就是今天的石鼓。后阿良任茶罕章管民官后,把丽江行政中心由石鼓迁至白沙。整个元朝时期白沙一直作为丽江的政治中心所在。明朝时期,木氏土司把行政中心由白沙迁至大研,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建工程。大研处于丽江坝子中心,气候温润、物产丰富,便利了与周边区域的商贸活动。古城四周水草丰美,有利于南来北往的马帮休养生息。从军事上考虑,有利于居中防御,也便利于通过茶马古道进入藏区。

  对古城较早建筑木府的布局,以及西河的最初设计来看(古城东河是元代开挖的人工河,西河是元末明初开挖的人工河,中河是天然形成),它主要是为了满足木府的需要,它环绕木府的东、南、西三面,起到了护城河的作用,也暗合了五行中水木相依而生之说,作为乔木世家,木氏对水的利用,也是纳西族传统自然观的继承创造。古城内的主要桥梁,如双石桥、大石桥、南门桥、玉带桥、万子桥大多是在明朝时所建。古城“水乡、桥城”的特点,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所需。

  政治与经济利益相辅相承。木氏土司的政治谋略与军事手段,对茶马古道的长治久安和正常的通商往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木氏土司在藏区大量开办金、银、铜、铁、盐等矿业,使其经济实力大增。这些资财,木氏土司除自己使用外还赴京进贡35次,送马捐银,多次受到朝廷嘉奖。同时,木氏也加强了藏区贸易,进一步开辟了茶马古道,将内地的茶、糖、粮、铁、铜器运往西藏,又驮回药材、羊毛、皮革,丽江古城就在这样的对外贸易往来中发展壮大。

  清雍正元年(1723)“改土归流”后,与藏区的贸易进一步发展,丽江及外地商人纷纷在丽江古城、石鼓、巨甸等集镇设店经营。1940年后,日军封锁了沿海的对外通道,经丽江到拉萨再转印度的通道成为主要的国际交通线,销往内地的进口商品多经丽江中转,商业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内地有10家银行(包括时称四大银行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以及富滇新银行、矿业银行、益华银行、合作金库、侨民银公司等)在丽江都设有分支机构,古城商户最盛时达1200多户,商号110多个,其中丽江籍占了近80%。丽江古城的兴盛也带动了周边村镇的发展,石鼓、巨甸在民国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石鼓集中了个体经营户157户,从业人员539人,巨甸拥有万元(银元)以上的商户有10多家。可以说,由丽江为中转站、集散地的这条千年古道,一直稳定构架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其历史韧性一直绵延至现代。抗战中后期,这条与丽江古城血脉相连的古道成为维系国运的惟一国际大通道——作为茶马古道上的明珠丽江古城,也在茶马古道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时刻焕发出最耀眼的历史光芒。

  (二)、丽江古城自古以来就是茶马重镇的历史见证

  1、丽江在茶马古道上的特殊地理位置

  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繁于“二战”中后期的“茶马古道”是南方丝绸之路之后,在祖国西南边疆出现的又一条贸易通道,其中最为著名的曾在历史上一直畅通无阻的,便是滇藏贸易古道(即滇藏线)。

  丽江地处滇川藏要冲,以及滇川藏政治、经济、文化走廊,又是云南及内地通往西藏的必经之路。丽江北上南下、出东向西都与横断山间金沙江、澜沧江、怒江3条水系息息相关。加之东接川蜀、南邻大理、北望藏区,成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元跨革囊”、红军长征强渡金沙江皆在境内。从中国地势看,丽江是第二级阶梯进入第一级阶梯的交接地带,自然人文景观有较大差距,故自明清时丽江古城便是滇西北商贸枢纽、茶马古道上的商品集散地。尤其在抗战时期,丽江上通西藏、印度,下达大理、昆明的咽喉位置而成为转运抗战物资的要津。

  2、丽江古城自古以来就是茶马重镇的历史见证

  (1)丽江马帮与商号

  传统的“丽江马”,以其短小粗壮、行动机敏、吃苦耐劳著称,它与1937年后出现的改良马一道,成为茶马古道上理想的驮马。东巴经《献冥马·马的来历》《三女卖马》中对最早的丽江马就有描述,马是活人的坐骑、死人的驮尸者。纳西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整个民族的生产生活离不开马。善神美丽东阿普嘱咐人们不可食用马肉、剥马皮制革。所以有史以来纳西族对骡马宠爱有加,禁食马肉、禁穿马皮制作的衣物,在沿袭至今的纳西族遗风中,办红白事还有用骡马迎送的。纳西族先民潜意识中,人加骡马方为完整的家庭,许多人加许多骡马便为兴盛的家庭,甚至是民族。一户户、一队队组建而成的庞大的“山地之舟”队伍,打开了茶马重镇丽江古城的雏形。据《乾隆丽江府志》记载,当时的丽江府市大研里,商贾云集,购销繁荣昌盛,府市已成广泛互市——纳西“藏客”崛起与西藏经商。以商户、商号为主的养骡马史,自乾隆年间就已盛行。据《徐霞客游记》记载,明时的丽江古城已有“居积番货为业”者,仅清顺治十八年,销往西藏的滇藏茶就有3万担之多。丽江马帮因商而兴并繁于商的历史,由此可见一斑。

  至抗战时期丽江大小商号1200多户中,据亲历者证实,仅“仁和昌”马帮就有180多匹,“达记”300多匹、“恒德和”150多匹,“裕春和”600多匹,其它商号各自也有百十匹,每年丽江——拉萨的马帮队,极盛时增至万余匹。出入大研古城的骡马每天不下300多匹,每年来往西藏、印度的马帮货物有2500驮之多。“山间铃响马帮来”,5里外就能得知,“头骡已进丽江城,尾骡还在黄山哨”,足见其场面的壮观、宏大。

  (2)古道上的丽江商贸互市

  无末清初丽江就已形成初级市场,分大研市、白沙市、七河市等,到光绪年间又增加了石鼓街、九河街、巨甸街。随着马帮出入古城的频繁,旅马店业也悄然兴起,出现了专为马帮服务的卖草场,以及据马帮需求应运而生的缝制出售垫褥子、藏靴的,加工和出售炒面、酥油的,打制和供应马蹬、马掌的作坊和门店等。丽江古城成为商贸集散地的历史,也便是茶马互市不断兴旺、繁荣的历史。丽江的银、铜矿开采历史悠久,银、铜器皿的制作久负盛名。丽江银、铜器又是藏胞喜欢的生活必需品,而成为北运的重要商品。藏商驮来的货物有皮子、细羊毛等,经纳西手工制作成产品后又销往藏区。藏商还驮来山货药材如麝香、熊胆、虫草、贝母等作为行市俏货,又将大宗茶(纳西达记宝焰茶较有名气)、红糖、粉丝、铜、铁、银器运往藏区。

  常来往于印度加尔各答的商号如永昌祥、茂恒、新兴、永茂和等商号就有10多家,从印度运往国内的产品有灯芯绒、金绒、鬼子呢、毛呢、毡帽、棉布、棉纱、染料,以及各种牌子香烟、水笔、西药、瑞士手表、牙膏、口红等物资。丽江作为商贸物资中转站的功能,到抗战中后期已发展到极致,滇藏贸易古道更加延伸向南亚、西亚扩展,成为重要的国际大通道。当时的古城四方街每天热闹非凡,无数太阳伞下、露天摊点前,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商流、物流、人流,交易商品不乏红糖、茶叶、粉丝、糯米、蔬菜,以及大受客商看好的麻布等。还有专为马帮服务的卖草场、马店、铁匠铺、钉马掌店,和为客商皮鞋订鞋钉的小手艺摊点,一派车水马龙、生意兴旺的景象。

  (3)藏客与旅店

  丽江藏客与旅店业的发展,也与古城的商贸经济同步。仅大研双善村就曾有17家旅马店,现云巷13家,兴仁巷有10家;其中以“玉龙旅马店”较具名气,并在后来发展为“元德和”大商户,各民族客商频频光临丽江这块商业宝地,众多客商迎来送往,一年到头乐此不疲。

  除“老龚店”多系接待四川盐源、盐边客商外,大多数店接待的是相对定向的客商。如积善巷开的店来往的大多是察瓦的藏家马帮,也有各商号自己专用于接待藏商上层的,如光义街的“恒德和”等。现云阁的阿余命妈是一位纳西族女能人,以她为代表开的店来往客商大多是大理客,也有直接由藏商自己开的,如“吉庆店”由藏胞阿吉庆开设。大研镇周边,则有七河人周香创办的“德胜旅店”,以及据茶马古道亲历者证实的永胜梓里、木家桥至鹤庆一线,白沙至直通香格里拉、宁蒗的沿线内,都有当地农民自己开设的旅马店。

  (3)多种宗教融合、多元文化荟萃

  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到了丽江,不再北上和南下,它们与传统东巴教先是产生对立、排斥,继而相互融合、吸收、形成长期的多元宗教现象。而东巴文化本身也成为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云南本土文化的一种。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小小的丽江坝子,就修建有60座寺庙教堂。其中包括5座著名的滇西北藏传佛教喇嘛寺,有从事印经刻版的滇西禅林大寺,还有初具规模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丽江的道观佛寺没有严格分类,往往是几教混合、和平共处。传统的阴历二月八日东山庙会上,百姓朝山拜佛、烧香求神一般不分教派、不择亲疏,不计是否为一路神灵,有和尚赶来念经,也有传教士传教,有洞经会前来奏乐,还有民歌和山歌对唱内容等。

  古城延伸线上,有白沙壁画儒释道杂糅的情况。东巴教“神路图”则将自己宗教信仰直观反映在人的灵魂的归宿上,还进行祭天、祭地、祭风仪式,纳西族保护神三多的传说与崇拜沿袭至今生生不息,和尚念经、道士则做道场仪式。多元信仰让纳西族与周边民族建立了宗教情感上的共同点,促进了与各民族长久友好的睦邻关系,同时促进吸收其它民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不仅推动了民族文化发展,也推动了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以东巴经书《创世纪》中记载为证:纳西族、藏族、白族为同一父母所生3兄弟,因而历史上3个不同民族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尤其亲密无间,不分彼此。

  古城民族文化中,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共生共荣,不仅绚丽多彩,且博大精深。堪称民族文化魂宝的东巴文化、纳西古乐源远流长,誉满全球;有关古城的传说、故事、诗文自古以来层出不穷,包括山川风物、文物考古、创世传说、重要文献等等。因古城为丽江县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作用,历史上一大批文化名人又推动了丽江的进步与发展。古城还与《徐霞客游记》中“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府建筑群息息相关,与二战时驼峰线上的丽江一脉相承,与神秘的香格里拉神形相似,成为陆上运输与空中航线交相辉映的一对璀璨明珠。

  与四方街连接的5条主要街道铺设的五花石板上,至今仍依稀可见马蹄印,依稀可闻驮铃声。从秦汉时期的牦牛道,到唐宋以来,直至近代云南通西藏到印度的马帮大通道要塞——茶马重镇丽江古城中,留下了亘古遗迹创造者们“马蹄踏出的辉煌”。因此有充分理由证实,有了茶马重镇在茶马古道上的辉煌,才有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亮丽。

  (4)与马帮文化相匹配的民俗风情、民俗文化

  丽江古城内的过年习俗,“孰谷” “除骤”仪式,祭天仪式、棒棒会、三朵节、骡马会、火把节,以及清明插柳、化崇习俗,骨气调、喂蒙达、阿丽哩等民族打跳、民歌山歌习俗,还有饮食习俗、服饰习俗、以及婚丧习俗等,无不与马帮文化相融而发展。许多东西是不需要展演展示的。只要古城内尚有平民生活,又有平民在参与开发、保护,那么古城就至今依然存活着,因为古城自古与马帮一道走过来,并逐步形成一整套具有无穷魅力的民俗风情、民俗文化。

  更主要的是,综上所阐述的地理位置、历史见证(功能作用)、多元宗教与文化融合荟萃、具有与马帮文化相匹配的民俗饮食文化等,是丽江古城所特有的得天独厚之处,因而在“茶马重镇”定位上,也毫无疑问地具有排他性、独立性。

  可以说,茶马古道已深深嵌入丽江的历史命运中。没有茶马古道就没有丽江古城的兴盛、没有丽江辉煌的历史。同样,没有丽江古城的历史作用、区位优势,也成就不了茶马古道。

(三)运作茶马文化项目的几点启示

  1990年7月,木霁弘、陈保亚、王晓松、李林、李旭、徐涌涛等6位云南青年学者,根据历时近4个月,行程约2700多里的考察成果,撰写了《滇川藏“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第一次提出了“茶马古道”的学术概念。经20年的探索与实践,“茶马古道”由一个学术名词变成为实体名词,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世界文化品牌。

  2002年“五·一”黄金周期间,丽江大研镇党委、政府在丽江古城推出了“茶马古道之旅——丽江古城民俗文化系列活动”。经组织相关人员历时3年撰写的《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大研古城——连接滇川藏的茶马重镇研究报告》,于2002年8月22日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召开的专题论证会上,得到费孝通、任继愈、谢凝高等国内20多位顶尖级专家、学者的一致通过。马帮队伍展示又一次浩浩荡荡开进古城,古城内内容不同的10个茶马文化展演院落也运应而生,丽江古城也以此重开了茶马文化之风。

 《茶马古道》电视剧在央视热播,茶马古镇束河的保护、开发成功,各类茶马题材的图书热销市场,各种茶马题材的音乐、舞蹈,纷纷登上演艺舞台,茶马古道线路、茶马符号产品在大旅游中成为备受中外游人青睐,各类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机构、专题研讨会,在社会活动中频频亮相。

 学术研究20年,实体运作10年整——这就是丽江运作茶马文化项目的时空跨度。今天,当我们在庆幸丽江纳西先民、原住居民为全人类留下了一座鲜活千年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之时,更多的是对纳西先民、原住居民的一种崇敬和感激之情,因为毫无疑问,这是纳西民族、古城原住民奉献给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最好礼物,是纳西民族、古城原住民对中国乃至全人类的重大贡献。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原来把商号开到世界各地的纳西商人的后代,成为不会做生意的民族,整座古城退位给外来经商户,“梦里不知身是客,醒来悔恨已枉然”之时,是否意味着茶马古道的失落,也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种精神的失落呢?

 从一种长远的战略意义上讲,茶马古道的竞争,最终较量的不是资本、开发程度,而是其文脉、心脉的呵护程度,就是看茶马古道的历史气场、文化脉动尚能存否。换句话说,也就是看其创意资源、人才优势、智力支撑,或者说是其普世价值、文化内涵的能否不断提升上。由于茶马古道历史文化的普世价值决定了它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我们也高兴地得悉,2008年,国家文物局牵头组织了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茶马古道作为3个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预备项目,国内茶马古道所经过的滇川藏也相应予以积极配合。现在已有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卡姆波斯拉朝圣之路、法国的“米迪运河”等相继列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名目。2009年8月,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在丽江宣告成立,将对古道的文化遗迹进行系统调查,为茶马古道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提供详细文本资料。2010年,丽江市委、市政府将茶马古道的传承保护项目,正式列入了丽江“十二五”规划之中——这一系列大举措、大动作,无疑都将为丽江的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大于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丽江古城所有的文化运作中,离开了茶马文化的深度介入,等于抽去了丽江古城文化之魂,抽去了丽江优秀文化之魂。从历史是根、文化是魂这一角度看,丽江古城的形成、发展和繁荣,茶马文化是头功。因而运作茶马文化,首先要把古城的点搞好。不要搞成忽上忽下、忽冷忽热,应与束河及周边的点联系起来。首先,大研古城里要有看点,可以通过地方立法订它一个一年一度的茶马文化节,在适当位置辟出专题院落,开辟出以古城为起点的几条线路,如古城—邱塘关—鹤庆县城,古城—拉市—龙蟠,古城—龙山—永胜大安。比较完整、有看点、有卖点的短途线路,也就那么几条。对这几条线路作出可行性规划后,可纳入古城导游图内,增加外延产品,也可缓解古城不断加大的游客压力,在此基础上,再谈与滇川藏的联手联营联动问题。茶马古道的运作,比不得单个遗产、单个风景区的运作,因为古道涉及滇川藏3省区、大西南7省区。把茶马文化当作古城外延产品运作,把这一产品延伸至滇川藏,其本身也是在为古城寻找新的历史文化亮点,也就是把古城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放到滇川藏乃至西南7省区共有的茶马文化线路遗产上来重新审视、检验和认识。

 总之,茶马古道线路遗产,将成为丽江继3个世界遗产之后的又一重量级世界遗产——让我们从丽江古城这一茶马古道的点,向更广阔、更宏大、更壮观的茶马文化“面”上生发开去,共同去创造丽江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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